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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计小说 变形计gl文

作品赏析

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正值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 *** 时期。他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可以说是表现主义的典型之作。表现主义的创作主张是遵循表现论美学原则而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模仿论原则相对立的。它反对复制世界,即不把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作为真实的依据,而主张凭认真观察和重新思考去发现或洞察被习俗观念掩盖着的,而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真实。为此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把描写的客观对象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以造成审美主体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引起你的惊异,迫使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探悉同一个事物的本质。这种艺术手段通称间离法,在布莱希特那里叫作陌生化效果。《变形记》的变形即是一种间离(或陌生化)技巧。作者想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是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之所以亲亲热热,因为互相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维系着,一旦割断这种关系,则那种亲热的外观马上就消失而暴露出冷酷和冷漠的真相。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所揭示的: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可谓一针见血。你看,当格里高尔身体健康,每月能拿回工资供养全家的时候,他是这个家庭里一名堂堂正正的而且受人尊敬的长子。

但当他一旦患了不治之症,失去了公司里的职务,因而无法与家庭保持这种经济联系的时候,他在家庭里的一切尊严很快被剥夺干净,甚至连维持生命的正常饮食都无人过问。

他变成非人,他的处境无异于动物。当然也可以让主人公得一种致命的重病或遭遇一次丧失劳动力的重残,然后写他被家人厌弃的过程。但这样的构思其艺术效果不如变形那样强烈。因为作为病人,他有口会说话,有眼睛会看人,你不能当着他的面表现出对他的厌倦,或不给他送饭吃。而一只甲虫,既不会说话,也没有表情,他的孤独感就更加令人感到凄然了——以上是从社会学观点去看的。

如果从西方流行的异化观念去看,这篇小说也是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一篇杰作。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在家庭里与父亲的关系确实是不和谐的,但与母亲关系是正常的,与他第三个妹妹特别要好。但卡夫卡却在一封信中说:我在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现在卡夫卡通过《变形记》暗示我们:即使像他的妹妹那样爱着哥哥,但一旦这位哥哥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久而久之,她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位女郎那样厌弃他的。这里,卡夫卡写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人的变形,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尤其是主人公变成甲虫以后,人的习性渐渐消失,而虫性日益增加,仿佛格里高尔异化出人的世界以后,倒是在动物的世界里找到虫的自我了。这样的写法是绝妙的。

在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取得和谐关系的世界里,人的变形也是一种象征,一切倒霉人的象征:人一旦遭遇不幸(丧失工作能力的疾病、伤残、政治袭击等),他就不再被社会承认,从而失去作为人的价值的自我,成为无异于低等动物的非人。

在现代艺术创作中,变形是一种怪诞的表现手段,是一种创造距离或陌生化的技巧。按照美国美学家桑塔那那的说法,怪诞也是一种创造;它违背客观事物的表面真实,却并不违背客观事物的内在逻辑,因此它已进入现代美学的范畴,成为表现主义文学艺术偏爱的一种手法。

表现主义文学创作强调从主观的内心感受出发,作品往往具有一种个人的真实性,这在卡夫卡笔下呈现为自传色彩。不仅主人公的身份(公司雇员)和心理(作为长子必须尽家庭义务)与作者近似,其他人物如父亲、母亲和妹妹几乎都可以与卡夫卡的家庭成员进行比较。

变形计的作者是奥地利寒食

弗兰兹·卡夫卡

《变形记》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创作的中篇小说。《变形记》完成于1912年,1915年首次发表在月刊《白色书刊》10 月号上。

变形记主要内容

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创作的中篇小说《变形记》主要内容如下:

《变形记》共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推销员格里高尔某天早上醒来后变成了甲虫,这一变故对其本人和家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格里高尔彷徨惊慌,忧郁无助。而此时并未得到帮助的他被激怒的父亲大怒赶回自己的卧室。

第二部分,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在生活习惯上已然成为甲虫,但是仍然具有人类的意识。虽已失业的他,仍旧关心父亲的债务问题,怎么样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关心家里的各种琐事。数日之后,全家人都将格里高尔视为累赘。父亲、母亲、妹妹对他以往的态度转变成了厌恶,嫌弃。

第三部分,为了能够继续生存,除了格里高尔全家人只能打工挣钱,对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忍无可忍。妹妹提出将自己的亲哥哥赶出家门。格里高尔在亲情冷漠的情况下饥寒交迫,并且患病在身,但仍心系家人。

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带着满腹的担忧和内疚看着家庭的不幸,而更不幸的是他终遭社会和家庭的唾弃,在无声无息中死去。

创作背景:

1、时代背景

卡夫卡生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动荡不安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而当时的布拉格正处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动荡中,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以及一切虚假的世界主义等各种信念都相互冲突。

2、家庭背景

卡夫卡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海尔曼原为乡下屠夫的儿子,依靠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成为一个百货批发商。由于未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头脑简单而务实,为人偏执、专横粗暴,在家庭中对妻子和孩子实行家长式专制统治。卡夫卡一直生活在专制犹如暴君般的父亲的阴影中。

卡夫卡在36岁时,曾战战兢兢地给父亲写了一封达几十页的长信,流露出对父亲的极端恐惧心理。父亲对卡夫卡的教育手段是骂、威吓、讽刺、狞笑。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曾提到他欣赏一位犹太演员洛伊,而父亲却以不屑一顾的语气和可怕的方式将那演员比做一只甲虫。

卡夫卡将写作视为生命。1913年1月2至3日,卡夫卡写给女友菲利斯的信中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和创作的关系:他只有通过写作,才能维系生命。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变形记

世界名著《变形计》的内容梗概以及读后感

《变形记》(德语Die Verwandlung,英语The Metamorphoses)卡夫卡短篇代表作,是卡氏艺术上的最高成就,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品之一。创作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

格里高尔变甲虫后的心理变化大致是这样的:

a 格里高尔突然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

他惊慌、忧郁。他回忆过去的生活,怨恨自己的累人的差使,为还清父债而苦干。他清醒地想到起床,赶车上班去。父亲发现他变成大甲虫,露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赶他回卧室。他谦恭地恳求,尽快回屋,免得父亲生气。他忍辱负重,还不忘顺从父亲。

b 为家庭经济状况焦虑,自我责备。

格里高尔失业在家,过着甲虫生活,只能爬来爬去。但是,他为家庭经济状况焦虑,还想着给妹妹实现美梦。他想着,父亲老了,母亲生病,妹妹还只有17岁。他一听到家人出去做工挣钱,就羞赧和伤心得浑身燥热。他受到了自责和忧愁的压抑,最后在绝望中,他觉得整个房间已经开始绕着他旋转起来,便掉下来摔在那张大桌子的中央。

c 受重伤后,被亲人厌弃而绝望,心态走向平和。

一只苹果砸在背上,身受重伤,格里高尔终于被妹妹厌弃。妹妹一再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格里高尔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坚决呢。格里高尔异常冷静,他在绝望而又平和的心境中死去。面对变形,面对亲人厌弃,面对死亡,格里高尔惊慌、痛苦、绝望,最终平静地死去。从这一点看,他还是一个清醒、坚强的人。

格里高尔的人格形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挣钱养家,显示他忠厚、善良而富有责任感的个性,一是争取自由,还清父债而追求时来运转,自由独立,最终在无奈与平和中追求另外一种超脱——死亡。

格里高尔同家人应该互相热爱,互相帮助。可是,亲人们认为格里高尔不能再养家,把他看做累赘,最终抛弃了他。格里高尔死去,亲人们也不悲痛,反而去郊游。在资本主义社会,在机器生产和生存竞争的高压下,人被异化为非人,人的本性失落,甚至走向反面,人接受不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容纳不了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也是一种象征,象征人的异化,人性异化,人际关系异化。在金钱和私利面前,小说表现了两种异化:格里高尔的异化,人变成甲虫,本性也变了,从挣钱还清父债、争取独立自由变为安于甲虫生活的自轻自贱;以妹妹为代表的亲人异化,亲情变成仇情,善良变成冷酷。小说正是通过表现人的异化来反映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人性的社会本质。

荒诞、变形和写实的艺术手法

小说描述了一个真实而荒诞的世界。真实是因为作者用客观冷静的写实手法,描写了主人公变形前具体的生活细节和变形后逼真的心理状态,使人感到他所处的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的世界;荒诞是因为故事的整体框架是以象征手法构建起来的,这个故事框架——人变成虫的逻辑结构本身是非真实的,它只是用来寄寓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对外部生活的真实模仿。作者不是让人们去接受人变成虫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去体察和领悟其超现实的精神状态和深层心理 —情感,去寻求荒诞中的本质。因此,人变成甲虫是人类精神世界遭致扭曲、异化的象征,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状态及其由隔膜所造成的孤独、绝望情感的折射。

格里高尔一夜间由人变成大甲虫,情节是荒诞的。情节发展,他与家人的冲突,更是荒诞的。甚至有的艺术细节也是荒诞的:一只苹果打在格里高尔的甲背上,陷了进去,一个多月,还烂在甲虫背上。

在日常生活中,一家人平平淡淡,温情脉脉,矛盾、人性都显示不出来。养家人格里高尔突然变成甲虫,失业了,还成了累赘。这个情节把矛盾激化了,冲突起来,个性、人性都立即显示出来。文学艺术是虚构的艺术,作家大胆想像,虚构出荒诞的情节,推动人物之间的冲突,表现人物的个性。母亲的无奈,父亲的狂怒,妹妹的厌弃,撕破了资本主义社会家庭表面温情脉脉的面纱,显示了人际关系的自私、冷漠和残酷,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和弱肉强食、唯利是图的社会本质。

荒诞、变形的情节为什么在读者的体验、联想中觉得真实可信呢?这是因为作者在整体荒诞的情节中运用了细节真实和心理真实的手法。写甲虫的行动,是符合甲虫的习性的;写甲虫的思想感情,是符合格里高尔这个人的言行逻辑的;写亲人的变化,也是符合社会生活的。这种荒诞、变形的艺术构思和写实的叙述方法的结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使作品荒诞得令人震惊和信服。

另外,《变形记》还有自身独特的叙述语调。在作品中,卡夫卡的叙述语调平静得近乎冷漠。人变成甲虫,本来是一个凄惨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但作者以不动声色、不动感情、不加议论的平静笔调写出,给人一种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感觉,这不禁更加令人警醒:当可怕变得平庸时,平庸就成为了更加可怕的事实。由此激发读者去思索人的生存现状以及改变这现状的问题。

解析异化

第一层含义是格里高尔由人到虫的变形,即生理变形。它象征性地说明了社会环境对人构成的积压以及人承受不了超量的社会重负而走向人的反面。

第二层含义是由格里高尔的身体变形而产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状态的变形,即经济变形。

第三层含义是由格里高尔生理变形和萨姆莎家经济变形所引起的格里高尔家人的心理变形。它集中反映了西方社会环境的浊化、人际关系的恶化以及亲情关系的异化。

如果说第一层关系是因的话,那么第二层含义是果;若第一、二层含义是因的话,那么第三层含义是果。这三层含义依次延伸、发展,构成变形含义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

情节和主题

《变形记》创作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小说分成三部分,用一、二、三标明。课文节选了原小说的一半内容。

第一部分,写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巨大的甲虫,惊慌而又忧郁。父亲发现后大怒,把他赶回自己的卧室。

第二部分,格里高尔变了,养成了甲虫的生活习性,却保留了人的意识。他失业了,仍旧关心怎样还清父亲欠的债务,送妹妹上音乐学院。可是,一个月后,他成了全家的累赘。父亲、母亲、妹妹对他改变了态度。

第三部分,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挣钱,忍受不了格里高尔这个负担。妹妹终于提出把哥哥弄走。格里高尔又饿又病,陷入绝望,他怀着深情和爱意想他的一家人,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死了。父亲、母亲和妹妹开始过着自己养活自己的新生活。

情节的发展由两条线索交互展开: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成为累赘——绝望而死

家里亲人:惊慌、同情——逐渐憎恨——把他弄走

格里高尔自始至终关心家庭、怀恋亲人,可是亲人最终抛弃了他,对他的死无动于衷,而且决定去郊游。

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

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心情挺沉重

如果小说的最高境界是只展示,不解释,卡夫卡的《变形计》堪称典范。这部作品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只是描述了事件,但不表明观点,完全将是非曲直留给读者自己评判。

这个故事的寓意挺沉重,剖析的是人性丑陋的一面,而且细想情节,还有点恶心。事情发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男主角格里高尔在一天早上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有多条细腿的大甲壳虫,大小与一条狼狗差不多。

格里高尔是一名旅行推销员。在父亲生意失败,欠下巨债后,他一直靠自己辛勤工作,挣钱养活这个四口之家。除了父母以外,格力高尔还有一个上学的十七岁妹妹。

格里高尔与妹妹感情很好,一直在考虑多赚些钱送妹妹去学音乐。但美好的愿望因为他变成甲壳虫而无法实现了。

家里人无法面对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的现实。母亲不敢看他,一露面就昏倒在地;父亲心里只有厌恶,甚至施暴打伤了变成甲壳虫的儿子。妹妹也讨厌哥哥现在的样子,但基于原来的感情,主动承担起饲养他的工作。一开始她还关心甲壳虫哥哥的感受,但时间长了,内心终于产生怨恨,直到最后变得冷酷无情,建议父亲杀死哥哥。

格里高尔刚发现自己的身体变成甲壳虫时,还是人类的思想,甚至能说人话。他的意识逐渐模糊,慢慢地变成昆虫的思想模式,不仅语言含糊不清像虫鸣声,视力和味觉也完全改变了。

作者站在格里高尔的视角描述了一家人对待他的人情冷暖变化,从一开始的震惊,不适应,羞于启齿,到后来的仇视和施虐。格里高尔五年来辛辛苦苦的付出,最终因丑陋的形象而被忘得一干二净。最后,他因伤痛加饥饿而死在屋里。

父亲、母亲和妹妹一家三口在他死后兴奋异常,仿佛重新见到了天日。他们分别向各自工作的单位请了假,一起乘电车到郊外旅行。

《变形计》是一部幻想故事,但显然具有多重寓意。与许多作者不同的是,卡夫卡没有讨论小说人物的是与非。一切都交给读者自己琢磨。

《变形记》主要讲了什么?

《变形记》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于1912年创作的,它给读者的第一个突出印象,就是荒诞不经。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一天早晨,他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公司秘书主任为他没上班找上门来,父母和妹妹也急来询问情由,都见状大吃一惊。从此,他成了家庭的一个沉重包袱,甚至被认为是一家人一切不幸的根源,终于受尽亲人的冷遇和折磨而死。

作者用精细的写实手法,逼真地描绘了格里高尔变形后,在言行习惯、饮食起居和生理 *** 等各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活画出一只巨大的甲虫——老屎蜣螂的丑恶形象。

人,突然变成了甲虫,这够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他还保留着人的一切思想感情。这是一只地道的甲虫,却具有美好的人性。外形丑恶,内心善良,如同《巴黎圣母院》中的怪人加西莫多。虫形而人心,这是比加西莫多还要奇特的一个艺术形象,小说就是以格里高尔这样一个怪物为中心人物,写他变形后的不幸境遇和悲惨结局,基本情节神秘而离奇。

但是,作者并不是为荒诞而荒诞,其中存有深意。这就是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所谓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其意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在《变形记》里所表现的人的异化,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人本身来看,人变成了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现代化的大生产,物,也就是财富、机器、生产方式,在生产者眼中具有它自身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内容,异化为统治人的、与之敌对的异己力量,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使人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可见的现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这也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要表现的。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担与职业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似乎是荒谬绝伦,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他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患了重病,如精神分裂症,瘫痪,或出了事故,成了残废,或染上不良嗜好,不可救药,或有了什么过失,出了问题,等等,那我们就一点不感到奇怪了,作品的主旨也就一清二楚了。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要给父亲还债,设法送妹妹上学,不得不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在小说中,人变成了一只甲虫,不过是一种象征手法。既然人可以变成一只甲虫,当然也可以变为别的什么。这如同一种代数公式,可以代入不同的数字。甲虫式的人,可以说是人的异化或物化的一种象形符号,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独特的典型概括,也是一切倒霉人孤独和悲哀的象征。这样看,才更能见出其深刻的普遍意义。人物变形,这在文艺作品中并不罕见。奥维德的《变形记》,其中一些人物最后不是变成兽类,便是变成鸟形,或者花、草、木、石。卡夫卡的《变形记》不能说没从此得到启示。但奥维德的《变形记》的变幻,纯出于偶然,缺乏社会的必然性内容;而卡夫卡《变形记》的人物变形,则有其特定的忧愤深广的社会底蕴。

我国的《西游记》极写孙悟空等神怪之多变,他们可以自由地变来变去;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则不然,他之变形乃身不由己,突兀莫名。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图景。这是其独特处,也是其深刻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谁也料不到有什么无妄之灾哪天落到自己头上。这种灾祸之来如同一场噩梦,等你清醒过来,人事已非,身同隔世。格里高尔之变形就是如此。这变化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可索解,如此无法改变,从而更加表明这种灾难之深重,和难以抗拒。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象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作者只变格里高尔之形,而不改其受压抑的小职员的身份与性格,正是为了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通人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悲惨。

再从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人成了陌生人,和一个敌视他的陌生世界处于对立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 *** 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连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小说借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境遇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格里高尔变形前,维持着一家宁静温饱的小康生活,家庭同他的关系挺热火的;一旦变形,这种热度就急剧下降,以至冰结。格里高尔还是那个格里高尔,心还是那颗心,只是因为一具甲虫的躯壳,就被一家人视作异类。昨天他们还是那样相知的亲人,今天已是另一番眼光和面孔,彼此之间如此隔膜,言语不通,思想不通,感情不通,中间隔着一道无法打通的玻璃墙。生活在亲人之中却举目无亲,孤苦无合,这该是一种多可怕的孤寂!小说从格里高尔的角度展开故事的叙述,一切从他的眼中见出,通过他的心理活动的折光来反映周围环境的变化,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孤独感。诚然格里高尔的亲人也曾为他着急,希望他能够好转,但这主要还是怕他丢了差使,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也怕他成了家丑,有损他们的名声地位。及至好转无望,则视为祸祟,唯恐其不死。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格里高尔之所以被从家庭关系中孤立出来,备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残而死,与其说是因为他成了一只甲虫,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已失去了使用价值,损害了一家的私利。格里高尔不死于车祸,不死于疾病,不死于战争,亦非死于他人的迫害打击,而竟死于自己亲人之手,死于他所全心爱着的人们之手,这难道不是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吗?作者以犀利的笔力,透彻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撕开了笼罩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幔,露出其血肉淋漓的现实本相。骨肉至亲尚且冷酷如此,其他关系可想而知,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不言而喻。

《变形记》所提出的问题,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以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这些作品有的也极尽夸张之能事,但都采取了比较接近现实生活的形式,而卡夫卡为什么偏要用如此荒诞不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严肃的问题呢?我想至少有这样的作用:其一,是便于充分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面,把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生活中种种社会弊病,由于被粉饰着,人们往往视为正常。直至有大跌宕,把涂在生活表层的粉饰剥落,才现出其全部荒谬性来。让人物变形,就是卡夫卡用以去粉饰、揭矛盾、表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的一种特殊手法。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怎能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的极端虚伪性及其利己主义本质。这种虚伪性是随着格里高尔的不幸的加重而逐层深入地揭露出来的。其次也是为了强调,使问题显得特别尖锐突出,惊心动魄,发人深省。人的异化尽管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但人们往往并不理解它,注意它。在《变形记》中,由于这种不无怪诞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异化世界被置于使人们能够理解它的新奇光芒之下。人变成了甲虫,这是对人的异化的最形象、最通俗的表述,再也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了。唯其如此荒诞,才特别引人注意,而不会漠然置之。唯其荒诞之中有真实,涵深义,才能使读者如此震惊,久久沉思。

由于作者力图寓严肃于荒诞之中,《变形记》在艺术上相应地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现实与虚幻的结合。人变成了甲虫,这是虚妄而不可能的。甲虫而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更是不可思议。然而就构成这样一个特殊甲虫的材料而言,又无一不是现实的,写得真实生动,活灵活现。就格里高尔这个甲虫式的人而言,总的说来是超自然、超现实的人物,但就他所生活的环境而言,就他周围的社会关系而言,则又都是现实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用写实的手法叙述反现实的事件,让非现实的人物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中,现实的因素与虚幻的因素如此紧密地粘合在一起,构成《变形记》新奇怪诞的风格。(2)借虚妄 *** 实,于正常见反常。格里高尔不幸变甲虫而死,这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通人的悲惨命运。格里高尔死于自己亲人之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坏。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善良的人,他们对格里高尔的态度各有不同,但随着格里高尔的病态发展和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逐渐变得一致起来。这说明,不论什么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会这样的,问题的严峻性就在这里。作者把这种冷酷的利害关系写得这么平平淡淡,合情合理,正是为了揭露人们都已习惯了的正常关系的反常性,以引起人们的觉悟和思考。(3)叙而不议,含而不露。《变形记》是一个悲剧。可是作者在叙述格里高尔的不幸时,却采用了四平八稳的笔调,不动声色,不带感情,不发议论,也不作任何评价,这种客观冷静,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却使这篇小说收到了深刻地震撼读者心灵的效果。由是我想起高尔基致契诃夫的一封信,高尔基说:您可知道,在您的戏中,我觉得您处理人物比魔鬼还要冷酷,您对待他们像风雪一样的冷。可就是《万尼亚舅舅》这个戏却使高尔基感动得哭了。卡夫卡并不像有些作者那样重视作品的共鸣作用,他首先考虑的是要唤起读者的思考,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在作品中不倾注自己的感情。卡夫卡把自己的爱憎溶入人物自身的血液中,如水银泻地,不露痕迹。他竭力隐蔽在自己所描绘的图画后面,用自己所创造的形象体系给读者造成一种悲惨压抑的总印象。难怪我们读后就像心头压着一块石头似的。(4)鲜明强烈的对比。一是爱与憎的对比。格里高尔变形后,总是为家庭着急、分忧,充满着对亲人关怀、体贴之情,直至死前还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亲人而死。这同他父母和妹妹对他的态度截然相反。再是变与不变的对比。格里高尔形变而心未变,他的亲人们未变形却变了心。一是虫形而人心,一是人形而虫心,这也是一种对比。通过这些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析。由于以上特点,使得《变形记》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当然,《变形记》也有不足之处。作者尖锐地反映了人的异化问题,然而他所注重的只是结果,却没有正面展示这种异化的过程和原因,更没能指出摆脱异化的出路。这与卡夫卡在创作上强调写瞬间的直觉,以及他世界观中悲观厌世的思想分不开的。他说:我着重的只是进行写作的那些瞬间,因此,凡是落入我的眼帘的东西,都只是从半腰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原原本本地落入我的视野的。他对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厌恶,看到了社会的荒谬和丑恶,但又认为无力加以改变。他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这些思想上的弱点,使他的作品蒙上阴沉灰暗的色调和神秘晦涩的迷雾。但是,卡夫卡毕竟让我们如实地看到了那个奇形怪状的社会现实,为被损害的孤苦无告的受难者呼唤着同情、怜悯和援助,提醒人们重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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